2023年底，世界各國在迪拜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8）上首次達成了一項歷史性的協議：以公正、有序、公平的方式，推進能源系統向脫離所有化石能源的方向轉型，并在這個關鍵的十年加速行動，到2030年將全球可再生能源發電產能增加兩倍，以便在2050年左右實現科學的凈零排放。
能源轉型的時代序幕已然在全球拉開，而中國是其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2024年4月2日，石家莊井陘縣，儲備基地環保大棚內機械設備正在進行煤炭裝車作業。
中國在推進全球能源轉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是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的全球領導者，擁有十多年來最大的絕對發電量和最高的年增加量。其以極快的速度增加風力和太陽能發電量，改變全球最大的電力系統。僅2023年，中國就貢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新增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占全球太陽能和風能發電量的37%。
盡管中國清潔能源產能大幅增長，但在2023年，清潔能源僅覆蓋了新增電力需求的46%，煤炭仍覆蓋了53%。煤炭和煤電是當下中國能源轉型的重點和難點。
4月11日，由全球能源監測(GEM)和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 (CREA)等機構發布的《2024年煤炭繁榮與蕭條》報告分析了全球和中國煤電產能的主要趨勢，提供了有關全球逐步淘汰煤電狀況的重要見解，并評估了世界氣候目標和承諾的進展情況。
報告稱，2023年全球煤炭運營產能增長了2%，其中中國占新增產能的三分之二，世界其他地區自2019年以來首次出現小幅上升。盡管新的退役計劃和逐步淘汰承諾不斷出現，但2023年退役的煤炭產能比十多年來的任何一年都要少。
中國國家統計局2月底發布的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經過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費總量57.2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5.7%。其中，煤炭消費量占比為55.3%，較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清潔能源消費量占比26.4%，上升0.4個百分點。
煤炭是中國能源轉型必須要跨過的一個坎。圍繞煤炭轉型的挑戰和經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邀請到三位專家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
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楊富強
太原理工大學副教授 寇靜娜
綠色和平氣候變化與能源轉型資深項目主任 高雨禾
煤炭政策穩中有變
澎湃新聞：目前中國的煤炭政策是怎樣的？
楊富強：整體政策的大方向、大戰略還是比較明確的。氣候變化、環境生態保護，公眾健康這些方面都和煤炭有關系，總體來說煤炭需要逐步減少，最后退出。這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對于決策者來說，在執行煤炭政策的時候會根據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辦法。在2012年，當時空氣質量非常糟糕，尤其是京津冀地區，所以當時就將煤炭消費總量控制作為一個重要的政策和戰略。
在“十四五”當中，我們遇到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說國際形勢沖突，新冠疫情，在這些情況干擾下，國家的政策就發生了一些變化。因為對于政府來講要隨機而動，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沒有一個國家的政策是一成不變的。
這時煤炭的保供、能源安全和經濟發展就作為了一個重點。因此過去幾年煤炭消費量、生產量增長也很快。但從整個大的方向來講。雙控還有雙碳目標都是不會改變的，仍然是我們長期的指導路線和方針。
這幾年我們的空氣質量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另外我們將注意力放在了煤炭消費的末端處理。比如說像鋼鐵水泥這些產業。這些方面低碳化的潛力已經不大了，從根源上來說還是要發展可再生能源。
我認為今年煤炭煤電的裝機高峰會下降一點。未來幾年會繼續下降。大概到2026年，煤電的裝機容量就會少一些。整個發展的脈絡還是比較清楚的。因為我們最近的電動汽車發展，交通向電動化方向發展，所以電力需求就增加了。
寇靜娜：國家整體政策基調一直都是在控制或降低，從2020年以后，我們是外緊內松的狀態。
轉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不能影響整個經濟運行發展。2015年之前整個煤炭產量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態，進口海外的煤炭價格更低。不僅僅是基于能源轉型，或者是說清潔能源低碳的發展，哪怕只是出于自身產業結構的調整，也需要削減過量的煤炭，尤其是一些質量不高的煤炭。
2020年以后國內國際情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新冠疫情、俄烏沖突。2020年我們還提出了雙碳目標。巨大的能源缺口就在提出雙碳目標之后出現，所以煤炭產量增加是服務于國家的經濟發展大局。
還有各種極端天氣的發生，而且未來肯定會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這種情況之下，有時候就會把整個能源穩定供應打亂。
高雨禾：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能源領域特別提到，要發揮煤炭煤電的兜底作用，確保經濟社會發展的用能需求。
2024年是特別關鍵的一年， 國際能源署（IEA）發布的年度煤炭報告說，2024年可能全球會迎來煤炭消費下降的拐點，是否真正能進入拐點，其實取決于中國退煤進展。
1月1日，備受關注的《煤電容量電價機制》正式實施了。（編者注：意味著燃煤電廠將不再只靠發電獲得收入，還可以根據裝機容量獲得固定收入。 該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幫助煤電機組向保障性電源轉型，發揮其對可再生能源的兜底作用，而不再作為主要的電力來源。）
我們需要認清的一個問題是，依靠煤電作為靈活性電源去實現電力系統的調節和保供，其實是存在很大局限性的，因為煤電從功能上來講，只能夠放電，不能儲電。實際上系統壓艙石應該是儲能而不是煤電去實現的。只有實現儲能和放電的雙重功能，才能真正實現調節。
可再生能源和煤炭兩條腿走路
澎湃新聞：回顧這幾年煤炭（煤電）發展和可再生能源發展是怎樣的關系？目前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和新增裝機似乎并沒有同步增長。這其中有什么原因？展望2030年之前，您認為兩者如何各自定位，如何進一步推動逐步減少化石能源，增加新能源？
楊富強：關于煤電退出的時間表，我們國家還沒有設定。我們覺得這個目標政策上要抓緊。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也要考慮。什么地方能開發？什么地方不能開發？我們要設定政策護欄。關于儲能技術的發展，還有關于怎樣利用金融市場，利用市場機制。還有電網，國際合作，這些都需要考慮。
寇靜娜：這其中最大的問題是供需不均衡，不匹配。可再生能源主要生產的地方是在西北地區，包括內蒙古，新疆，甘肅，寧夏，但是用能不在那里，而是在沿海地區。很多可再生能源發的電“送不過去”。
里面涉及到一些地方利益或者是政策的驅動因素。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發出來的電，想不上網就近就做一些大的能源、化工、基建項目，或者是說相關的高耗能項目是不行的。一定要進了國網，然后再給你電，因為繞過國網就繞過了整個系統，你不能說誰對誰錯，這就是不同產業不同的利益集團。
不同的省之間也有利益博弈。都把綠電供進去之后，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煤電。還有難確保說在極端天氣下某一個瞬間，供電需求出現波動或者是不穩定性，一個波動會對整個電網造成巨大的沖擊傷害，為此就需要煤電做穩定。如果用煤電做穩定的話，這么大的裝機開著平時要怎么養活這么多人？這里面其實是一個需要平衡的問題。
高雨禾：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目前確實還沒有跟上可再生能源的裝機量的增長速度。
如果按照目前可再生能源的蓬勃發展勢頭，中國是完全有望在2030年前實現24億千瓦甚至更高的可再生能源裝機目標的。如何去提升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需要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裝機量的雄心再進一步加強。
另外一個層面，目前影響可再生能源在電力系統當中消納的核心原因就是目前的電網系統不夠靈活，靈活性有待提升。我們也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可以實現省與省，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互聯互通和電力交易。這些都會制約可再生能源在電力系統中更多地發揮作用。
此外，其實煤電與可再生能源在新型電力系統當中，實際是一種競爭的關系。
現在對于煤電的定位，政策層面很清楚，但是在實際推進電力低碳發展過程當中，還需要再進一步探討煤電的角色，尤其是如何讓煤電能夠在電力系統當中加速退出，給可再生能源更多發展空間。
去年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已經可以滿足60%的電力需求的增長，如果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能進一步加速的話，在2025年之前，中國所有的新增電力需求都可以由可再生能源滿足，那就意味不需要再去建更多的煤電來滿足新增的需求，那么這也將會幫助電力行業在2025年之前實現達峰，也有助于中國雙碳目標的早日實現。
我國煤電的退出目前還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時間表，煤電在電力系統當中的退出，還需要政策層面有一個更大的推動力才可以實現。
在日前舉辦的2024年經濟形勢與電力發展分析預測會上，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預計，到2024年底，新能源發電裝機規模將達到13億千瓦左右，首次超過煤電，占總裝機比重上升至40%左右。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號，意味著其實我國的電力系統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中國已經承諾了雙碳的目標，并且已經確立了構建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的戰略方向，那么煤電早晚是要退出的，把主體的角色退出來，去承擔支撐性和調節性的角色，在電力系統當中給予可再生能源更多的發展空間。
因此，電力行業應該加速出臺達峰的時間表，這樣控制煤電的消費在電力行業增長當中的意義就可以凸顯出來了。
轉型難處和挑戰
澎湃新聞：國內幾個煤炭大省面臨怎樣的轉型挑戰？如何推進轉型？
楊富強：不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歡，一定要轉型。未來隨著能源轉型的深入，對煤炭大省的經濟、就業會帶來很大的沖擊。
但是發展要資金，資金從哪里來？還有西部可再生能源和東部經濟怎么結合？我們應該怎樣來支持西部發展呢？
西部光靠可再生能源不行，這些可再生能源光靠特高壓傳送還存在很多的問題，必須要帶動當地的經濟一起發展起來，照顧當地的基礎產業，未來我們有一些高耗電的企業，如何將一些產業轉移到西部去，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的公正轉型問題。
寇靜娜：其實各個煤炭大省壓力都差不多，但是各個主要產煤地方的資源條件是不一樣。所以他們轉的方向其實都不一樣。
以我所在的山西省為例。轉型的難度相對于其他地方是更大的。中國前三大產煤省份，山西、內蒙古和陜西，內蒙古是煤炭資源豐富，清潔能源風光資源也很豐富。陜西的工業產業戰略，新興產業也很強。
我覺得山西接下來應該重點考慮發展煤化工。煤電只是把煤炭當做原料而已，但是煤化工要把煤炭做成產品，溢價和利潤是很高的。然而山西在這方面一直做得不夠好。
未來山西往哪個方向轉？大家都說是文旅產業，因為山西相對于其他地方文旅資源特別豐富。我覺得現在政府層面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是還沒有真正到行動階段。還有一個因素：文旅看似資源豐富，跟煤炭創造出來的經濟價值和GDP還是不能比。
2030年以前應該看作是煤電轉型的最后窗口期。如果在這幾年找不到轉型的路子，到時候就只能靠邊站或者說被淘汰了。
澎湃新聞：這幾年國內煤炭產量在增加，煤電在增加，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這些情況下雙碳目標如何實現？
高雨禾：2021年中國承諾停止海外煤電項目投資，在國內也會嚴控新建煤電項目，這體現了中國政府嚴控煤電的努力。
應對氣候變化，積極推動能源轉型，已經成為了一種全社會的共識，但是從國內層面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省份目前還沒有改變依靠新建煤電來實現能源保供的傳統思維，而是還在新建更多的煤電項目。
依靠新建煤電實現能源保供，實際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行為，因為它會加大未來煤電退出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成本。這些地方大省更應該去大力發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并且提供更加靈活的電網設施，同時去完善儲能的政策和市場機制，以這種更低碳更經濟和這種更長期的發展方式去實現能源保供。
楊富強：現在一些新興的產業。比如在進出口方面，以前主要就是比較低級的手工藝品。現在新的出口，比如電動汽車電池，可再生能源硅片這些實際上的能耗要更高。所以我們的煤炭消耗還是在一個上升的階段。因為電力中煤電差不多占了近一半。
現在我們發展是雙線，目前可再生能源增長還不夠覆蓋完全電力增長需求。如果等到電力的增長能夠完全被可再生能源所覆蓋。也就是說可再生能源既滿足了經濟發展，同時也對煤電的存量開始替代。我們認為這個時間大約會在2027年左右。這個時候煤電的好日子可能就要到頭了。
保證轉型公正
澎湃新聞：煤電的退出如何做到穩妥又保證相關人員能夠妥善安置？
高雨禾：我們希望實現公正轉型，同時并不是說現在中國馬上讓煤電退出，我們要做的第一步是停止新審批煤電的建設，第二步就是不要再去新建煤電項目了。
第三個階段就是現有的煤電機組，分析具體情況，一些煤電機組是可以去做靈活改造的升級，一些老舊機組，根據適合的一些政策，結合目前的 煤電容量電價機制，或者相應的一些補貼政策，盡快退出。
寇靜娜：煤炭業轉型帶來的人員安置問題是不是會變成一個社會性不穩定問題？我認為不能說不存在，但是這個因素很小。山西在2013-2014年就進行過大規模的一輪國進民退的煤礦改革，私營小煤礦幾乎絕跡了。現在留下來的都是優質的，或者是比較大規模的煤礦。
這些大煤礦最重要的一個責任就是必須保證穩定雇員。這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樣，煤炭工人不是可以隨便辭退掉的。現在是招不到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可能這十年都招不到。其實現在我感覺煤炭工人都快到最后一代了。現在我們去煤礦調研，年輕的都要40多了。甚至我感覺可能出現一種情況是人員的衰退要先于煤炭的轉型而到來，無人可下井。可能煤炭煤礦還沒轉完，還需要再開采的時候，人就已經供不上了。
澎湃新聞：在煤炭轉型上，國外有哪些經驗案例可供我們思考？
高雨禾：在全世界范圍，一些國家比如德國有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
德國在全球層面來講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領先者。德國在退煤戰略上有清晰的時間表，尤其是在這次俄烏沖突引發的能源危機以來，德國加大了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雄心和力度，將可再生能源在電力消費的占比目標從65%提高到了80%。
目前德國的可再生能源在電力消費的占比已經達到了55%以上。從國家層面也明確將可再生能源作為國家的能源戰略。最晚要在2038年之前去實現煤電退出能源電力系統的目標。
在轉型方面，德國也做得比較好，德國也有很大的煤礦主產區，例如魯爾地區是德國公正轉型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在德國頒布了煤電退出的政策下，積極發展產業轉型，發展更多的風電和光伏產業，同時積極發展一些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政府也大力吸引對于這些產業的投資，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最重要的，首先前提是要有充足的資金。德國政府實際是有提供專項資金，這里面既包括能源氣候基金，也包括歐盟層面的支持。這些資金為公正轉型提供最基本的支持。
第二個層面，在轉型過程當中，非常注重科研發展。有了資金以后，大概是在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地區政府就資助了當地5所大學和一些研究機構，發展成為歐洲大學密度最高的一個地區之一。從一個傳統的煤炭工業區變成了一個高新技術產業和學者云集的一個地區，也促進了更多的新企業技術集群的產生。
第三個層面，德國特別重視在能源轉型當中，社區還有利益相關方的溝通，包括當地的NGO組織，還有這些產業工人和相關的企業學者，公正轉型的路徑究竟怎么走，是有很多公眾參與在里面的。
能源轉型的時代序幕已然在全球拉開，而中國是其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
2024年4月2日，石家莊井陘縣，儲備基地環保大棚內機械設備正在進行煤炭裝車作業。
中國在推進全球能源轉型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中國是風力和太陽能發電的全球領導者，擁有十多年來最大的絕對發電量和最高的年增加量。其以極快的速度增加風力和太陽能發電量，改變全球最大的電力系統。僅2023年，中國就貢獻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新增風能和太陽能發電量，占全球太陽能和風能發電量的37%。
盡管中國清潔能源產能大幅增長，但在2023年，清潔能源僅覆蓋了新增電力需求的46%，煤炭仍覆蓋了53%。煤炭和煤電是當下中國能源轉型的重點和難點。
4月11日，由全球能源監測(GEM)和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 (CREA)等機構發布的《2024年煤炭繁榮與蕭條》報告分析了全球和中國煤電產能的主要趨勢，提供了有關全球逐步淘汰煤電狀況的重要見解，并評估了世界氣候目標和承諾的進展情況。
報告稱，2023年全球煤炭運營產能增長了2%，其中中國占新增產能的三分之二，世界其他地區自2019年以來首次出現小幅上升。盡管新的退役計劃和逐步淘汰承諾不斷出現，但2023年退役的煤炭產能比十多年來的任何一年都要少。
中國國家統計局2月底發布的202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經過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費總量57.2億噸標準煤，比上年增長5.7%。其中，煤炭消費量占比為55.3%，較上年下降0.7個百分點；清潔能源消費量占比26.4%，上升0.4個百分點。
煤炭是中國能源轉型必須要跨過的一個坎。圍繞煤炭轉型的挑戰和經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邀請到三位專家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
北京大學能源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楊富強
太原理工大學副教授 寇靜娜
綠色和平氣候變化與能源轉型資深項目主任 高雨禾
煤炭政策穩中有變
澎湃新聞：目前中國的煤炭政策是怎樣的？
楊富強：整體政策的大方向、大戰略還是比較明確的。氣候變化、環境生態保護，公眾健康這些方面都和煤炭有關系，總體來說煤炭需要逐步減少，最后退出。這是沒有什么問題的。
對于決策者來說，在執行煤炭政策的時候會根據不同的階段采取不同的辦法。在2012年，當時空氣質量非常糟糕，尤其是京津冀地區，所以當時就將煤炭消費總量控制作為一個重要的政策和戰略。
在“十四五”當中，我們遇到了一些新的問題，比如說國際形勢沖突，新冠疫情，在這些情況干擾下，國家的政策就發生了一些變化。因為對于政府來講要隨機而動，隨著形勢的變化而變化。沒有一個國家的政策是一成不變的。
這時煤炭的保供、能源安全和經濟發展就作為了一個重點。因此過去幾年煤炭消費量、生產量增長也很快。但從整個大的方向來講。雙控還有雙碳目標都是不會改變的，仍然是我們長期的指導路線和方針。
這幾年我們的空氣質量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另外我們將注意力放在了煤炭消費的末端處理。比如說像鋼鐵水泥這些產業。這些方面低碳化的潛力已經不大了，從根源上來說還是要發展可再生能源。
我認為今年煤炭煤電的裝機高峰會下降一點。未來幾年會繼續下降。大概到2026年，煤電的裝機容量就會少一些。整個發展的脈絡還是比較清楚的。因為我們最近的電動汽車發展，交通向電動化方向發展，所以電力需求就增加了。
寇靜娜：國家整體政策基調一直都是在控制或降低，從2020年以后，我們是外緊內松的狀態。
轉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不能影響整個經濟運行發展。2015年之前整個煤炭產量處于供過于求的狀態，進口海外的煤炭價格更低。不僅僅是基于能源轉型，或者是說清潔能源低碳的發展，哪怕只是出于自身產業結構的調整，也需要削減過量的煤炭，尤其是一些質量不高的煤炭。
2020年以后國內國際情況都發生了很大變化。新冠疫情、俄烏沖突。2020年我們還提出了雙碳目標。巨大的能源缺口就在提出雙碳目標之后出現，所以煤炭產量增加是服務于國家的經濟發展大局。
還有各種極端天氣的發生，而且未來肯定會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這種情況之下，有時候就會把整個能源穩定供應打亂。
高雨禾：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能源領域特別提到，要發揮煤炭煤電的兜底作用，確保經濟社會發展的用能需求。
2024年是特別關鍵的一年， 國際能源署（IEA）發布的年度煤炭報告說，2024年可能全球會迎來煤炭消費下降的拐點，是否真正能進入拐點，其實取決于中國退煤進展。
1月1日，備受關注的《煤電容量電價機制》正式實施了。（編者注：意味著燃煤電廠將不再只靠發電獲得收入，還可以根據裝機容量獲得固定收入。 該機制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幫助煤電機組向保障性電源轉型，發揮其對可再生能源的兜底作用，而不再作為主要的電力來源。）
我們需要認清的一個問題是，依靠煤電作為靈活性電源去實現電力系統的調節和保供，其實是存在很大局限性的，因為煤電從功能上來講，只能夠放電，不能儲電。實際上系統壓艙石應該是儲能而不是煤電去實現的。只有實現儲能和放電的雙重功能，才能真正實現調節。
可再生能源和煤炭兩條腿走路
澎湃新聞：回顧這幾年煤炭（煤電）發展和可再生能源發展是怎樣的關系？目前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和新增裝機似乎并沒有同步增長。這其中有什么原因？展望2030年之前，您認為兩者如何各自定位，如何進一步推動逐步減少化石能源，增加新能源？
楊富強：關于煤電退出的時間表，我們國家還沒有設定。我們覺得這個目標政策上要抓緊。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也要考慮。什么地方能開發？什么地方不能開發？我們要設定政策護欄。關于儲能技術的發展，還有關于怎樣利用金融市場，利用市場機制。還有電網，國際合作，這些都需要考慮。
寇靜娜：這其中最大的問題是供需不均衡，不匹配。可再生能源主要生產的地方是在西北地區，包括內蒙古，新疆，甘肅，寧夏，但是用能不在那里，而是在沿海地區。很多可再生能源發的電“送不過去”。
里面涉及到一些地方利益或者是政策的驅動因素。舉例來說，一個地方發出來的電，想不上網就近就做一些大的能源、化工、基建項目，或者是說相關的高耗能項目是不行的。一定要進了國網，然后再給你電，因為繞過國網就繞過了整個系統，你不能說誰對誰錯，這就是不同產業不同的利益集團。
不同的省之間也有利益博弈。都把綠電供進去之后，一定程度上會影響煤電。還有難確保說在極端天氣下某一個瞬間，供電需求出現波動或者是不穩定性，一個波動會對整個電網造成巨大的沖擊傷害，為此就需要煤電做穩定。如果用煤電做穩定的話，這么大的裝機開著平時要怎么養活這么多人？這里面其實是一個需要平衡的問題。
高雨禾：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目前確實還沒有跟上可再生能源的裝機量的增長速度。
如果按照目前可再生能源的蓬勃發展勢頭，中國是完全有望在2030年前實現24億千瓦甚至更高的可再生能源裝機目標的。如何去提升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需要兩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就是裝機量的雄心再進一步加強。
另外一個層面，目前影響可再生能源在電力系統當中消納的核心原因就是目前的電網系統不夠靈活，靈活性有待提升。我們也沒有建立起真正的全國統一大市場，可以實現省與省，區域與區域之間的互聯互通和電力交易。這些都會制約可再生能源在電力系統中更多地發揮作用。
此外，其實煤電與可再生能源在新型電力系統當中，實際是一種競爭的關系。
現在對于煤電的定位，政策層面很清楚，但是在實際推進電力低碳發展過程當中，還需要再進一步探討煤電的角色，尤其是如何讓煤電能夠在電力系統當中加速退出，給可再生能源更多發展空間。
去年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已經可以滿足60%的電力需求的增長，如果可再生能源的發展能進一步加速的話，在2025年之前，中國所有的新增電力需求都可以由可再生能源滿足，那就意味不需要再去建更多的煤電來滿足新增的需求，那么這也將會幫助電力行業在2025年之前實現達峰，也有助于中國雙碳目標的早日實現。
我國煤電的退出目前還沒有一個非常清晰的時間表，煤電在電力系統當中的退出，還需要政策層面有一個更大的推動力才可以實現。
在日前舉辦的2024年經濟形勢與電力發展分析預測會上，中國電力企業聯合會預計，到2024年底，新能源發電裝機規模將達到13億千瓦左右，首次超過煤電，占總裝機比重上升至40%左右。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訊號，意味著其實我國的電力系統已經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中國已經承諾了雙碳的目標，并且已經確立了構建以可再生能源為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的戰略方向，那么煤電早晚是要退出的，把主體的角色退出來，去承擔支撐性和調節性的角色，在電力系統當中給予可再生能源更多的發展空間。
因此，電力行業應該加速出臺達峰的時間表，這樣控制煤電的消費在電力行業增長當中的意義就可以凸顯出來了。
轉型難處和挑戰
澎湃新聞：國內幾個煤炭大省面臨怎樣的轉型挑戰？如何推進轉型？
楊富強：不管你愿不愿意，喜不喜歡，一定要轉型。未來隨著能源轉型的深入，對煤炭大省的經濟、就業會帶來很大的沖擊。
但是發展要資金，資金從哪里來？還有西部可再生能源和東部經濟怎么結合？我們應該怎樣來支持西部發展呢？
西部光靠可再生能源不行，這些可再生能源光靠特高壓傳送還存在很多的問題，必須要帶動當地的經濟一起發展起來，照顧當地的基礎產業，未來我們有一些高耗電的企業，如何將一些產業轉移到西部去，這里面就涉及到很多的公正轉型問題。
寇靜娜：其實各個煤炭大省壓力都差不多，但是各個主要產煤地方的資源條件是不一樣。所以他們轉的方向其實都不一樣。
以我所在的山西省為例。轉型的難度相對于其他地方是更大的。中國前三大產煤省份，山西、內蒙古和陜西，內蒙古是煤炭資源豐富，清潔能源風光資源也很豐富。陜西的工業產業戰略，新興產業也很強。
我覺得山西接下來應該重點考慮發展煤化工。煤電只是把煤炭當做原料而已，但是煤化工要把煤炭做成產品，溢價和利潤是很高的。然而山西在這方面一直做得不夠好。
未來山西往哪個方向轉？大家都說是文旅產業，因為山西相對于其他地方文旅資源特別豐富。我覺得現在政府層面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但是還沒有真正到行動階段。還有一個因素：文旅看似資源豐富，跟煤炭創造出來的經濟價值和GDP還是不能比。
2030年以前應該看作是煤電轉型的最后窗口期。如果在這幾年找不到轉型的路子，到時候就只能靠邊站或者說被淘汰了。
澎湃新聞：這幾年國內煤炭產量在增加，煤電在增加，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這些情況下雙碳目標如何實現？
高雨禾：2021年中國承諾停止海外煤電項目投資，在國內也會嚴控新建煤電項目，這體現了中國政府嚴控煤電的努力。
應對氣候變化，積極推動能源轉型，已經成為了一種全社會的共識，但是從國內層面我們可以看到一些地方省份目前還沒有改變依靠新建煤電來實現能源保供的傳統思維，而是還在新建更多的煤電項目。
依靠新建煤電實現能源保供，實際是一種“飲鴆止渴”的行為，因為它會加大未來煤電退出的經濟和社會轉型成本。這些地方大省更應該去大力發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并且提供更加靈活的電網設施，同時去完善儲能的政策和市場機制，以這種更低碳更經濟和這種更長期的發展方式去實現能源保供。
楊富強：現在一些新興的產業。比如在進出口方面，以前主要就是比較低級的手工藝品。現在新的出口，比如電動汽車電池，可再生能源硅片這些實際上的能耗要更高。所以我們的煤炭消耗還是在一個上升的階段。因為電力中煤電差不多占了近一半。
現在我們發展是雙線，目前可再生能源增長還不夠覆蓋完全電力增長需求。如果等到電力的增長能夠完全被可再生能源所覆蓋。也就是說可再生能源既滿足了經濟發展，同時也對煤電的存量開始替代。我們認為這個時間大約會在2027年左右。這個時候煤電的好日子可能就要到頭了。
保證轉型公正
澎湃新聞：煤電的退出如何做到穩妥又保證相關人員能夠妥善安置？
高雨禾：我們希望實現公正轉型，同時并不是說現在中國馬上讓煤電退出，我們要做的第一步是停止新審批煤電的建設，第二步就是不要再去新建煤電項目了。
第三個階段就是現有的煤電機組，分析具體情況，一些煤電機組是可以去做靈活改造的升級，一些老舊機組，根據適合的一些政策，結合目前的 煤電容量電價機制，或者相應的一些補貼政策，盡快退出。
寇靜娜：煤炭業轉型帶來的人員安置問題是不是會變成一個社會性不穩定問題？我認為不能說不存在，但是這個因素很小。山西在2013-2014年就進行過大規模的一輪國進民退的煤礦改革，私營小煤礦幾乎絕跡了。現在留下來的都是優質的，或者是比較大規模的煤礦。
這些大煤礦最重要的一個責任就是必須保證穩定雇員。這可能跟大家想的不一樣，煤炭工人不是可以隨便辭退掉的。現在是招不到人，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可能這十年都招不到。其實現在我感覺煤炭工人都快到最后一代了。現在我們去煤礦調研，年輕的都要40多了。甚至我感覺可能出現一種情況是人員的衰退要先于煤炭的轉型而到來，無人可下井。可能煤炭煤礦還沒轉完，還需要再開采的時候，人就已經供不上了。
澎湃新聞：在煤炭轉型上，國外有哪些經驗案例可供我們思考？
高雨禾：在全世界范圍，一些國家比如德國有很多我們可以借鑒的經驗。
德國在全球層面來講是分布式可再生能源的領先者。德國在退煤戰略上有清晰的時間表，尤其是在這次俄烏沖突引發的能源危機以來，德國加大了發展可再生能源的雄心和力度，將可再生能源在電力消費的占比目標從65%提高到了80%。
目前德國的可再生能源在電力消費的占比已經達到了55%以上。從國家層面也明確將可再生能源作為國家的能源戰略。最晚要在2038年之前去實現煤電退出能源電力系統的目標。
在轉型方面，德國也做得比較好，德國也有很大的煤礦主產區，例如魯爾地區是德國公正轉型一個比較成功的案例。在德國頒布了煤電退出的政策下，積極發展產業轉型，發展更多的風電和光伏產業，同時積極發展一些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政府也大力吸引對于這些產業的投資，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最重要的，首先前提是要有充足的資金。德國政府實際是有提供專項資金，這里面既包括能源氣候基金，也包括歐盟層面的支持。這些資金為公正轉型提供最基本的支持。
第二個層面，在轉型過程當中，非常注重科研發展。有了資金以后，大概是在上世紀70年代的時候，地區政府就資助了當地5所大學和一些研究機構，發展成為歐洲大學密度最高的一個地區之一。從一個傳統的煤炭工業區變成了一個高新技術產業和學者云集的一個地區，也促進了更多的新企業技術集群的產生。
第三個層面，德國特別重視在能源轉型當中，社區還有利益相關方的溝通，包括當地的NGO組織，還有這些產業工人和相關的企業學者，公正轉型的路徑究竟怎么走，是有很多公眾參與在里面的。
